「我今天出來，從鏡子裡看著自己的形象——一個穿黑襯衣，手裡拎著一個黑色公事包的老頭。我問自己，這個形象是誰？很像賣保險的，或者是上門給人修電腦的。事實上，我是要去澳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講一個創意寫作的文學講座。」著名作家蘇童在人文學院舉行的講座一開始時，如此幽默地自我介紹，引來現場一陣大笑。
蘇童再接著說：「我仔細一想，這身打扮其實也沒甚麼突兀，大家都知道，教徒畢生都在為上帝服務，而一個文學從業者，一生都在為文學服務，是文字的營業員。我覺得我拎這個公事包是為文學做營業員來的，也沒甚麼不對，當下我就原諒了自己這身形象。」
創意從瞎編開始
澳大葡文系教授姚京明是這場講座「如何創意 如何寫作」的主持人，他介紹蘇童時說：「蘇童在中國當代文壇是一個十分響亮的名字。他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文學創作，26歲就寫出名作《妻妾成群》，其後又創作大量充滿睿智和引起深刻思考的小說，展現非凡的虛構能力。有人說，作家總是把寫作的快樂留給自己，把不快樂留給書中的人物和讀者。我認為蘇童應該是通過文字，與他筆下的人物一起受難。」
在講座前一天，蘇童出席了澳大的一些交流活動，蘇童在講座上重提了他跟澳大哲學與宗教學系王慶節教授交流時被問到的問題：「作為男性，怎麼能對女性的心理描述得那麼精準、那麼細膩？」，蘇童道：「我的小說都是瞎編的。」本身是一位詩人和翻譯家的姚教授隨即說：「瞎編就是創意，瞎就是想像力和虛構的能力，編就是編故事。」
文學沒有任何標準答案
蘇童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與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他的作品《妻妾成群》、《紅粉》等先後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其短篇小說《茨菰》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河岸》獲得第三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長篇小說《黃雀記》則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蘇童認為，創意和寫作是非常難分享的題材。他從2015年起接觸很多有志於文學創作的年輕學子，也經常被問到如何創意寫作，「我往往說，我實在非常慚愧，因為文學跟理科完全是不一樣的，文學沒有任何標準答案。沒有標準，就沒有正確與錯誤的這個判斷。」
雖然回答沒有標準答案，但蘇童也會這樣勉勵學生：「所謂萬事開頭難，大多數學生在開始創作時，滿腔熱情，但又不知道從何開始那第一步。我認為，創作本身是一個天才的行業。天才都是橫空出世，飛翔就是他們的本能。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模仿大師就是模仿他們飛行的動作，學生可從模仿海明威、福克納、愛倫坡的作品開始。」
寫作模擬的就是人生之路
「寫作與人生一樣，都面臨著一個飛向何方的問題，而寫作模擬的就是人生之路。」蘇童拿哈樂德·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一書中的俄狄浦斯情結做了形象的比喻：「你在創作時，要擺脫前人的影響，要逃走父親象徵的權威與傳統，因為他會堵住創意的大門。你從一個巨人的肩膀上跳過去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從他的褲襠下穿過去或從他的胳肢窩下穿過去，這沒有甚麼可羞恥的，因為他是你的父親。」
蘇童說，從文學意義上來說，擺脫父親其實就是擺脫來自傳統和權威的影響，而創作就是告別這個父親，出門尋找另外一個父親。「這是一個正常的寫作者的旅途，聽起來有點冒犯，我這麼說，創作像是要解決父親的問題，其實創作要解決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我自己也沒有創作的靈丹妙藥，說到底，創意的完成主要依靠寫作，而創意需要的就是構思上的奇思妙想，這是不二法門也是唯一的道路。」
蘇童特別提到約翰契夫的《巨大的收音機》就是一篇很有創意的短篇小說。「我常對學生說，寫作先從小東西、小事件開始入手。如果你把現實比喻是大海的話，礁石反而是大海的樣子。你無法去捕捉大海的神態、表情，但是海鷗、礁石與沙灘，以及衝上來的貝殼，這些都是可以去觸摸的東西。我們可從小處去擁抱大海，而不是企圖以大海來表達大海。」
AI寫作只不過是文字的僵屍
人工智能(AI)寫作是近期很熱門的話題，蘇童在講座中以前一天出席在澳大圖書館舉行的「深海點燈：姚風詩歌賞讀會」上，一名學生拿了姚風（姚京明教授的筆名）的兩首詩讓他賞析為例子，分享對AI寫作的看法。「那名學生對我說，這兩首詩是姚風不同時期的創作，我當時覺得其中一首詩很不對勁，兩首詩的水準相隔太遠了，難道其中一首是姚風五歲時創作的？我深感為難，於是拒絶了學生的要求。後來這名學生道出那首我看來像五歲小孩創作的詩其實是AI所寫，我頓時鬆了口氣。」蘇童與坐在旁邊的姚風不禁相視而笑。
蘇童續說：「無論是偉大的或是平庸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它都是有人格的，有人的情感，還有人的溫度。為甚麼會覺得AI寫出來的東西劣質、平庸，主要是它無色、無香、無味、無溫度。我認為，今天的電腦依然不能替我們進行創意寫作，它鋪排出來一些精準的段落，只不過是文字的僵屍，永遠也叩不開文學這個神聖的大門。」
小說是法外之地
在講座最後，蘇童與現場學生互動交流，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金句頻出，全場掌聲雷動。
一名法學院學生問蘇童：「我們這種學法律的，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人該如何看待文學作品呢？」
蘇童回答說：「同學不必拘泥於法律的身份，從小說的意義上，小說是一個法外之地。這位同學是學法律，而我身邊的姚教授是一位詩人，法律和詩歌是人類生活的最後兩條底線。法律很理性，而詩歌很抽象、很感性，而人類都需要這兩樣東西。在兩者的碰撞、交融、交匯之中，我們才有如此有意義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