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這麼大，為甚麼要拘泥於站在特定的領域上去看問題呢？」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教授蔡天驥從不為自己的研究設限，其研究領域橫跨犯罪學、行為學、教育心理學等，背後涉及大量交叉學科的眼光和知識。這位在學生眼中是力臻至善的嚴師，如何以嚴謹慎密的計算社會學作為窺視社會問題的「顯微鏡」，傾聽隱藏於數據裡的社會聲音？
跳脫框架的研究思維
蔡教授每日都會帶兩罐能量飲品帶到辦公室，方便一邊做研究一邊喝，「當喝光能量飲品後，我就喝咖啡，現在基本上每天四杯。」這是他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以下簡稱UNC-CH）讀書時養成的提神習慣。對他而言，咖啡因未必提升工作效率，但卻是一種投入工作狀態、讓大腦迅速開機的「儀式感」。
蔡教授對數學、統計學情有獨鍾，注重理性思考、邏輯分析，因而尤其善於利用定量分析、數據挖掘、自然語言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等研究方式。他的研究格局從不設框，常強調學科交叉，推進學術思想交融向前，研究領域橫跨犯罪學、行為學、教育心理學等。「結合不同學科優勢開展研究，能更精準說出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
「世界這麼大，為甚麼要拘泥於站在特定的領域上去看呢？」性格耿直，喜歡說話一針見血的蔡教授在接受訪問時，開門見山地說了這句。「在思考研究問題時，更要超越理論本身。若只是把理論套用於解說社會現狀，那最多就是對此理論的再次驗證。」
鑽研課本沒教的
學習就是一個「滾雪球」積累知識的過程，期間抱著海納百川的胸襟，不斷以新的技術裝備自己，這也是蔡天驥的求學精神。儘管本科在蘭州大學飽讀社會哲學的書，他還是很謙遜認為自己對社會學只是略懂皮毛。於是在2001年，便到北京大學深造，攻讀社會學分支「人口學」碩士課程。哪怕在旁人眼中，人口學是不吃香的冷門專業，入學門檻高（需至少熟悉運用數學語言），就業前景堪虞，尤其當時國家經濟騰飛，他的同學瞄準的是高薪厚祿的專業。但他的求學信念從不動搖，「我想從數學、統計學出發，努力學習新的事物，將社會學的基礎打穩。」
人口學第一道難關，就是編程。蔡天驥當年第一次接觸到SPSS統計系統，當時是第8代（如今已推陳出新至第22代），SPSS的菜單介面（GUI）雖然使用方便，但當時句法語言處理複雜數據的能力，卻遠未如今日這般便捷，而編程教科書更停留在第6代，導致所學未能與時俱進。但他並沒有因此低頭，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哎，這個東西挺有意思。」在往後的日子裡，但凡書裡沒有的，他就自己去鑽研。
有一次，蔡天驥的老師要求他幫助分析中國人口普查長表數據，並特意以SPSS代碼計算家庭戶結構，方便學生分析數據，然而當中還有些家庭結構組合無法分出，需要人工檢查糾錯。蔡天驥於是研究了整個晚上，然後在老師基礎上修改代碼，成功將剩下的組合識別，並簡化了整個流程，「老師看到很驚訝，並對我說『這個是你的功勞，這個數據就你可以用。』」從此，蔡天驥開始用人口統計分析，窺探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制度的更改。
探索基因對人類行為的影響
在北大取得碩士學位後，蔡天驥2004年赴美國UNC-CH分校繼續深造，其後分別取得該校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出國前一直研究社會學的蔡天驥，沒想到在UNC-CH深造時，竟然與生物學、遺傳學扯上關係。博士生一年級，他加入由導師主導的探索基因、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對人類行為影響的研究計劃中，與導師一起將分子遺傳學引入社會學，探索人類行為的奧秘，這為他開了一道新的研究大門。「這類研究當時是非常大膽，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深信人的行為是受社會文化、學校教育、家庭結構等影響，而絕非先天基因。」
2008年起，團隊開展了一系列基於美國青春期到成年健康行為的前瞻性研究。「我們針對青少年尋找多個性伴侶、暴力傾向，以及濫用藥物、飲酒吸煙等脫序行為的模式進行調查，並證實了當攜帶相對應的特定基因或生物標記，受到生活環境和遭遇的刺激後，會更容易誘發出上述行為。」
踏入21世紀初，基因序列分析技術迅速發展，社會學的行為研究邁上了新台階，讓研究員可以科學手段尋找基因的真相，但也對傳統研究方法提出新的挑戰，例如，如何將海量遺傳資訊納入社會科學模型之中，這亦讓蔡天驥剛掌握的統計學知識大派用場。
結合人工智能技術研究社會學
2013年，蔡天驥回國發展，並應聘到澳大出任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開始他在澳門的學術研究生涯。當時，大數據時代開始崛起，他預視到這將為社會學研究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於是開始對深度學習、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進行摸索，著力把智能技術融入至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如今，蔡教授與該學系同儕積極運用基於社會網絡分析、自然語言分析等智能研究工具，推動定量社會研究方法革新，促進計算社會科學的發展。
蔡教授引用法國意識流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名句去描述計算社會科學，「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於尋找新大陸，而是以新的眼光去看事物。」他指出，數字技術的發展，讓我們不再局限於用同一雙眼睛看同一片土地，而是用一百雙不同的眼睛去看同一片土地。例如，他曾以澳門有組織性交易作為切入點，透過文本挖掘、人臉識別、圖像分析和網絡分析等技術，揭露了傳統方法難以發掘的社會現象。
另外，蔡教授亦向博士研究生介紹了計算社會學的方法與思路，並帶領他們以自然語言處理技術，開展中國刑事判決書系列研究。目前已完成多個包括新模型應用、量刑影響因素與犯罪模式等內容的子課題，並發表了多篇優質論文，如〈以錢買刑：中國交通肇事罪中賠償對量刑之影響〉〈強姦判決中法官性別的影響〉〈人口拐賣的空間流轉〉等，這些研究探討了中國刑事審判的規律與特徵，對刑事司法研究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
蔡教授堅持求變的態度，使他的研究不斷取得成果，至今已有50篇學術論文獲國際期刊刊登，包括《美國社會學評論》《美國社會學期刊》《社會學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人口學》《定量犯罪學雜誌》《當代中國》《中國社會學評論》等。
在澳門開展社會現狀調查
在蔡教授加入澳大之前，社會學系師生已經注意到，澳門非常缺乏以人口為基礎的經驗數據，這樣會嚴重窒礙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研究的開展。有見及此，蔡教授加入社會學系教授李德主導的團隊，與志同道合的師生，如副教授王紅宇、郭世雅等人，在2015年合力開展《澳門社會現狀調查》，並負責其中抽樣、數據整理、加權等技術工作，欲以彌補這方面的空白。
針對一座城市去開展研究，絕非易事，當中需解決的技術難題繁多。「全澳60多萬人口，怎樣的隨機抽樣模式才具準確性、代表性？以團隊有限的人力物力，如何基於家庭戶進行追蹤調查？如何確保蒐集的廣泛數據，能夠建立各項主要社會指標？」蔡教授表示，這些問題都直接關係到研究的信效度，最終影響結論是否成立，因此「調查的每一步，都要走得非常謹慎。」
其時，由於澳門尚未建立一個完善的抽樣系統，蔡教授與團隊成員只好另闢蹊徑。他們先分別從谷歌地圖、百度地圖上，將澳門的建築逐一標記出來。面對全澳各區居住人口數目模糊，他們根據澳門特區政府人口普查的區域，對每棟大廈的信箱判斷住戶數目，沒有信箱的就逐層去數，挨家挨戶地進行調查。團隊的一絲不苟，確保調查結果的可信性。他們採用了多階段分層等比例的方法，抽取了2,600多家住戶作研究樣本，並對3,500多名16歲以上的人士完成單獨面談。
《澳門社會現狀調查》從研究設計到專著出版，前後共花了五年時光，内容涵蓋了澳門的社會分層、移民、家庭轉型、就業、生理與心理健康、成癮和犯罪行為等，是目前澳門學術界最具規模的社會調查，亦在2022年獲頒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著作類二等獎。
高質量的治學追求
對於研究新手來說，最需要的是機會和指導，蔡教授也不例外。他第一篇論文都有過「撞牆」經驗，差點被拒，幸好有審稿人給他機會修改。也許，這是微不足道，但對於在學術圈初出茅廬的他，卻是舉足輕重。因此，他銘記於心，並「pay it forward」（助己助人，不求回報），力所能及提拔後輩。
「蔡教授對研究工作要求很嚴格，每一個用詞、每一位數字，他都會巨細無遺地檢查、修改和校對，不容許任何錯漏。經他指導的論文，多數都會被頂級期刊收錄。」蔡教授的博士畢業生夏一巍說。他們師生合著的論文，曾於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的論文評選中獲得一等獎。如今，夏一巍已為人師，在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擔任副教授，並師承一脈，也專門從事定量方法研究。「蔡教授對博士生的指導模式讓我受益匪淺，也被我運用於學生的指導當中。」
由於研究工作需要高度的專注力，這對於眼睛曾受過傷的蔡教授是很不容易，他每20分鐘就要稍歇一刻，但這仍無礙他多年保持高研究質量的治學追求。蔡教授說：「智能計算已經在打破社會科學各學科的邊界，以解釋為主的範式將被替代。我們需要有勇氣比任何人走前一步，創建新的範式，探索如何在精準分析之上對社會問題、現象進行預測。」
文／余偉業、實習校園記者李欣蔚
圖／何杰平
英文翻譯／關詠琪
來源：《澳大人》第1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