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澳大新語》
「那時物理學家們的處境曾被描述為一個被關在黑屋子中的人。他知道在某一個方向一定有一個門可以走出去，但是這個門在哪個方向呢？」在其自傳裡，楊振寧這麼描述著。曾在這個黑屋子裡摸索的他，不斷的碰撞、討論和思考。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解開了物理學界之謎，打破當時奉為圭臬的「宇稱守恆理論」，發現並提出「宇稱不守恆」，繼而成為最早得到諾貝爾獎的華人物理學家之一。2014年2月，楊振寧教授到訪澳門大學，以《我的學習與研究經驗》為題，和觀眾分享他的諾貝爾之路，講座一票難求。在講座前一天，《澳大新語》獨家約訪楊振寧教授，請他分享：在這條諾貝爾之路上，大學究竟佔了甚麼角色？
楊：楊振寧 | 澳：《澳大新語》
澳: 你在普林斯頓待了17年，這17年有你所說的「興趣→準備工作→突破口」的經歷，其中你有厭倦過嗎？會累和辛苦嗎？
楊：做我們這種研究工作的，沒有覺得累的觀念，原因是我們所發生興趣的題目，常常有它引人入勝的地方，所以是興趣驅使我們去研究，研究不一定成功，可是並不覺得苦。有些運動員訓練的時候，要花很大的毅力，做科學研究工作沒有這個現象。通常都是有很大的興趣，這個興趣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沒有覺得有很困惑的情形。當然你有一個觀念，想了半天，做了一些研究和計算，可是不成功，當然有點沮喪，可這不是一種痛苦。
澳：那在研究生活裡，你覺得最沮喪的是甚麼？
楊：我覺得最使得一個研究人員沮喪的，就是他有一個問題，總是左衝右突都不能突圍。比如在1956年，那時我們這個領域的前沿研究人員，都在搞一個問題叫θ-τ之謎，關於宇稱守恆的問題。我們當時覺得自己是在一個黑屋子裡，這個黑屋子裡頭我們不知道向哪個方向去摸索，在這個黑屋子牆上找一個門。當時最困擾的是，在黑屋子裡，你不知道是向前向後向左向右，這是困擾的，不過我想，並沒有痛苦。有時候想了一天，覺得也許向右邊走就可以。於是就向右邊去摸索。不過通常是摸索了半天都沒有結果，有時就想，也許應該向左邊。這樣的經驗，是所有做研究的人都常常要經歷的。
澳：你認為作為一名研究者或是一名學生，他應該要有怎樣的學習態度和個性呢？
楊：我想這個與人有關係，與當時題目也有關係，而且同一個題目在不同的時期，所需要的態度也不一樣，比如說物理學到了20世紀與21世紀是分的很清楚。有一組人做理論，有一組人做試驗。我就是做理論的。有時，在物理學發展的歷史裡，理論領先，新的主意，一般是念理論的人提出來的；可是另一種時候，是做試驗的人研究出新現象，成為當時這個領域裡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所以，在不同的時代，同一個領域，甚麼是最大的推動力，是不一樣的。當然不同的人，同是做理論物理的人，有的人喜歡做一類的研究，喜歡用一類的方法去看待問題，有一類人又會用另一類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研究氣質和風格，成功的可能性常常是不一樣的，所以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情景。
澳：實驗物理學者和理論物理學者，這兩者的合作是否很重要？
楊：當然。在我剛做研究生的時候，一九四幾年、一九五幾年開始，那個時候，已經知道有幾種基本粒子，整個世界都是由這幾種粒子造出來的，可是忽然在那幾年之內，有做試驗的工作者，發現了一些從前所沒有見過的粒子，而這些粒子不是做試驗的人、也不是做理論的人所預料到的，就給它們起了個名，叫做奇異粒子。所以50年代，最紅的問題就是要研究這些奇異粒子是些甚麼東西，他們有甚麼性質，以及還有沒有更多的奇異粒子。這些問題是試驗物理學家所啟發出來的，理論物理學家沒有提出過這些粒子。這是一個理論需要實驗的例子。反過來的例子也很多。
澳：實驗物理和理論物理學家思考的方式不一樣，在合作上是否會有困難？
楊：大家的經驗不一樣，當然會有困難。而且大家的價值觀也不一樣，更會加深困難。
澳：你曾說過，在西南聯大跟同學的討論，奠下了你對物理的熱情以及討論方式，能否分享？
楊：如果對於基本的問題發生了疑問的話，尤其是非常基本的問題，這個時候辯論是最激烈的，就好像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發生爭吵的話，小事情就算了，大事情不能夠這麼就放棄。讀書的時候，對難懂的東西最好跟同學辯論，這是我的經驗。
澳：在你求學的生涯中，大學佔了一個甚麼樣的角色呢？
楊：我在西南聯大唸書的時候，學了很多物理學的基本原理，西南聯大的物理課程教得非常認真，也非常紮實，這給了我一個很紮實的基礎，就好像是蓋房子，在地基上打了很多樁，弄得很整齊。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後，發現芝加哥物理系的風氣跟這個完全不一樣：他們所感興趣的，不是過去的已經成經典的物理學知識，而是一些新的現象。我既得到了西南聯大的教育好處，又得到了芝加哥大學研究氛圍的好處，兩個大學都在我的一生中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澳：你說芝加哥大學是重要啟蒙者，那你在西南聯大的地基是否也很重要？
楊：當然。我有很多芝加哥大學的美國同學，他們沒有我在西南聯大所累積下來的很好的很紮實的基礎，所以學習沒有我快。
澳：比較國內外的學校，國外學校會比較提倡同學之間多討論，但國內學校則傾向上課紮實，鼓勵學生多唸書。你認為對學生來說，怎樣才算是一間好的大學？
楊：從一個學生的立場講起，如果他去一個學校，這個學校能把他引導到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將來大大有發展，而又很適合他做，這個就是好的學校。假如把他引到越走越困難的方向，那麼這個學校就是不好的。當然他就會問，我怎樣才知道一個學校是符合這樣的條件呢？這個問題無法有好回答，不過報名入學前必須瞭解學校的過去教學成績。
澳：一間學校要達到這樣的目的的話，是否要透過優秀老師對學生做到好的引導呢？
楊：對！這個非常重要，在科學的前沿也好，社會科學前沿也好，一個系的系主任還有系裡的元老，就要看清楚了這個系、看清楚了哪幾個領域會有發展，就向這些發展，就引進這些領域的優秀老師。那麼這個系在之後的五年、10年就靠這個方向的發展而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系。假如這個系的主任和元老，對這個選擇做了不正確的決定，選擇了一個沒有前途的，那麼對整個系的發展，以及這個系裡年輕學生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楊振寧
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生於中國安徽，中學時因一本《神秘的宇宙》而開啟他對物理的探索。於中國西南聯合大學研究所畢業後，赴美深造，分別於芝加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進行研究工作，後長期執教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楊於統計物理、粒子物理及量子場等領域成就斐然，除其著名的「宇稱不守恆」理論外，他與羅伯特‧米爾斯提出的楊－米爾斯理論，對基礎物理學具有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