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門日報（2014年12月3日, F4版）
關注莫言，理解莫言
二○一二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漢語文學傑出作家莫言即將開始他的澳門之行。這是漢語文壇的一個重要事件，更是澳門文化生活的一件盛事。雖然一向頗具定力的澳門未必一定要像當年泰戈爾、蕭伯納訪華那樣轟動一時，迴響久遠，但對於有文化關懷的澳門人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關注莫言，進而理解莫言文學的難得機會。
一、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
中國文學界，確切地說，應該是包含中國大陸文學、台港澳文學及世界華文文學在內的漢語文學界，長期以來都存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某種心結。二○○○年，旅法漢語文學家高行健榮獲此獎，但由於其特殊的政治背景，這件好事給漢語文學界帶來的是尷尬多於興奮，爭議多於歡慶。時隔十二年之後，莫言以獨特、豐富且卓有影響力的漢語文學創作重獲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免不了同樣會有爭議，同樣會傳出不同的聲音，但無疑給整個漢語文學世界帶來了一種活性，一種助力，一種興奮劑，一種定心丸。如果說榮登諾貝爾文學獎授獎殿堂意味着多少年來漢語文學界的“中國夢”，則真正將這個美夢付諸實現的文化英雄是莫言，正是他，實現了屬於幾輩中國人的光榮與夢想。
早在一九二七年，魯迅就捲入了中國作家與諾貝爾獎的風波。那年一位喜好文學的瑞典探測學家擬推薦魯迅和梁啟超獲諾貝爾文學獎，並請劉半農通過台靜農與魯迅溝通。魯迅感謝了各方面的好意，然後明確表示：“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他認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①魯迅當時講這樣的話非常真誠，因為他舉薦自己翻譯的《小約翰》的作者——荷蘭作家望 · 靄覃(Frederik van Eeden)就應該獲得此獎。他還坦誠地表示，我們中國文學做得還不夠，西方世界不能因為我們使用漢語就格外降格以授（獎），這顯示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所具有的捍衛漢語文學的尊嚴，了解漢語文學的弱勢，胸懷世界文學的坦蕩與毅力。很顯然，魯迅與諾貝爾文學獎的關係並未密切到進入正式提名程式的地步，這一事件的意義在於表明漢語文學界已經關注到諾貝爾文學獎並表示出足夠的尊重，表明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現代文學家對這個獎項確實非常看重，評價甚高，更表明魯迅的偉大真誠與謙遜。至於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獎評審人馬悅然在二○○八年至二○一○年間到處演講，說魯迅“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是一種“謠言”，這顯然有些誇大其辭，甚至是危言聳聽。他說他“查了瑞典文學院的檔案之後，肯定地說這只是謠言”，顯然是他還沒弄懂這事情的來龍去脈。既然沒有進入正式的提名程式，瑞典文學院的檔案裡當然查不到任何這方面的資訊。
一九三八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暢銷書作家賽珍珠(Pearl S. Buck)。獲獎作品《大地》雖以英文寫成，並在美國暢銷，但它所描寫的是中國農村的故事，賽珍珠又在中國長大成人，並以漢語為第一母語，因此人們習慣於將這位美國作家的獲獎與諸多的中國因素聯繫在一起。這也成了漢語文學與諾貝爾文學獎之間的一次無法繞開的淵源。此後，戰禍頻仍，內亂不斷，文學主流立意於社會事功，甚至一度割斷與世界文學界的聯繫，漢語文學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事情也就逐漸被人們忘卻。有消息說這期間瑞典文學院分別運作過老舍、沈從文獲獎事宜，但相關運作的最終結果出現之前都得到了相關作家不幸去世的資訊，因而漢語文學在有限的兩次機會中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在這方面，十數次參與諾貝爾文學獎評審的謝爾 · 埃斯普馬克顯得更為實事求是，他公開承認，一九六八年，中國作家老舍有可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上世紀六十年代，諾貝爾獎評委會一直在考慮頒獎給一些亞洲作家，但激烈的討論卻持續了六、七年，在此期間一些作家陸續辭世，其中就包括一九六六年去世的老舍。又承認在二十年後，沈從文曾經成為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人。沈從文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在北京辭世，距離當年諾貝爾獎評選揭曉僅剩幾個月。
也許是沈從文憾未獲獎的消息在發酵，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之間的中國，漢語文學與諾貝爾文學獎的關係問題再次成為漢語文學世界的討論熱點。評論家們紛紛探討和分析諾貝爾獎的評審機制，翻譯家們在暗暗選擇可能的對象，一些作家則在謀篇佈局，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地進行努力，一些國外媒體和評論者則在煞有介事地做出各種預言或者發表各種言論，當然還有不少網友參與進來，然而一年又一年的期盼，一年又一年的失望，相當一段時間內，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漢語文學世界的一道不說難受、欲說還休的話題，一種包含着焦慮、沮喪甚至有些忿忿不平的情緒，甚至是一個排解不開的心結。
二○○○年，著名劇作家高行健出人意料地以流亡在異國他鄉寫出的長篇小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高行健當年獲此殊榮並沒有令中國文學界徹底解開這個心結，因為獲獎者本人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國際身份，也因為他獲獎作品並未得到漢語文學界的廣泛承認這一基本事實。這個多少有些尷尬的諾貝爾文學獎②並未引起漢語文學界足夠的總體興奮，其所導致的尷尬具有多重性態。中國政府外交部正式譴責這樣的頒獎，使得一個文學獎大而無當地引發了國家立場的抗議，這種誇張的過激反應使得當局顯現出某種尷尬。當然，頒授諾貝爾文學獎的主體方同樣處理得比較尷尬，他們沒有對高行健業已形成巨大影響的戲劇作品授獎，而是將獎項授予作家並不擅長的小說創作，授予尚未在漢語文學世界擁有讀者（更不用說產生影響）的長篇小說新作《靈山》、《一個人的聖經》，這不僅僅是一種冒險，也構成了某種尷尬，顯露出不符合文學運作背後的某種種——如果說在中國內地由於政治原因，高行健的此次獲獎遭遇尷尬尚屬自然，則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其他地區並未掀起持久的熱潮，反應明顯偏冷，這樣的事實同樣通向漢語文學世界的尷尬。顯然，這與高行健的獲獎作品未能在漢語文學世界和漢語讀書界形成一定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也許有了高行健獲獎的鋪墊，莫言獲獎沒有給漢語文化世界帶來巨大的衝擊性的震動，沒有在漢語文學以外的世界形成一股想像中的持久轟動效應。但莫言作品的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得到了巨大的釋放，莫言以他巨大的成功帶給漢語文學界的種種正能量具有長時間的效能。二○一三年四月，莫言在澳洲的中澳文學論壇上表示：“再過六個月，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會出爐，到那個時候，估計就沒人理我了。我期待着。”兩個“六個月”過去了，莫言仍然是漢語文學世界和漢語文化圈中的熱門話題，莫言的“期待”將繼續落空。
①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靜農，《魯迅書信集》，第162頁，民衆文學出版社，1976年。
②參見《漢語新文學通史》（下），“尷尬的諾貝爾獎”，廣東民衆出版社2008年版。
二、莫言文學：歷史的哈哈鏡
莫言原名管謨業，出生於山東省高密縣。童年時在家鄉小學讀書、勞動，直到一九七六年入伍參軍始離開家鄉。他在念小學時便對文學格外感興趣，經常偷看“閒書”，包括《封神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說和《青春之歌》、《破曉記》、《三家巷》等現代小說，還有當時所能讀到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外國作品。他經歷了中國現代史上極其困難的一段時期，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動亂年代，想讀的書無法得到，他甚至讀《新華字典》，並靠着一套《中國通史簡編》度過了文革歲月，接着又背着這套書走出家鄉。在部隊擔任圖書管理員期間，他這才有機會閱讀大量的文學書籍，還鑽研過不少哲學和歷史書籍。厚重的家鄉生活體驗，厚實的文化閱讀經驗，加之天生的豐富想像力和天才的操弄語言的能力，使他成就為一個風格獨特、底氣雄厚的作家。他一九八一年開始發表小說，啓用了“莫言”作為筆名。一般認為起這個筆名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放炮”，告誡自己要少說話，不過更明顯的立意還是暗含自己的原名：既與本名“謨業”諧音，又是字輩“謨”字的分拆。
入讀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和魯迅文學院的研究生班，是莫言精彩的文學旅程的兩個加油站，這期間，他因發表了《透明的紅蘿蔔》而一舉成名，又因創作了中篇小說《紅高粱》引起文壇極大轟動。接着連續創作了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酒國》，顯示出超卓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情節構思才能、語言表現才能。九十年代初，《紅高粱》英譯本在歐美出版，引起熱烈迴響，被《今日世界文學》評選為“一九九三年全球最佳小說”。《紐約時報》評論說：“通過《紅高粱》這部小說，莫言把高密東北鄉成功地置於世界文學的版圖之上。”自此，莫言作為當代漢語文學大師以及世界著名文學家的崇高地位得以確立。
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世界漢語文學在一定意義上迎來了一個莫言時代。他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獲得國內賞額最高的“大家文學獎”，《紅高粱》入選《亞洲週刊》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十八位），法文版《酒國》獲得法國儒爾 · 巴泰庸外國文學獎。嗣後，陸續獲得“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勛章”及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在亞洲，莫言屢獲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和韓國萬海文化大獎，由此被譽為“引領亞洲文學走向世界的旗手”。這個旗手同時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寫手，除了上述作品之外，他還奉獻出了《食草家族》、《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勞》、《十三步》、《紅樹林》、《蛙》等長篇小說，以及為數依然可觀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他還創作過詩歌和戲劇。
無疑，這是一個多產的作家，然而同時，這又是一個具有鮮明風格特徵，並在堅持自己風格的基礎上努力建構獨特文學世界的雄心勃勃的作家。漢語新文學世界的普遍歡迎與接受，諾貝爾獎等世界性大獎的獲取，從一個重要方面說明了，他以鮮明的特色建構屬於自己文學世界的企圖心並不是一番狂妄的野心。莫言文學的風格特徵是這樣地鮮明強烈，以至任何讀過其作品的讀者，無論是否喜歡，都無法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是一種在閱讀別人的作品時所難以獲至的印象。它精神粗獷，語言奔放，情節波詭雲譎，人物紛繁複雜，既反映出一個文學巨擘自由快意的寫作狂歡，也體現出一個善於“講故事”的懾人心魄的超人技藝。莫言善於寫歷史，寫飽經磨難和災難的中國近現代和當代歷史，以自己的家鄉——山東高密甚至是相對狹小的東北鄉為創作基點，透過這片偏僻、貧窮而豐富、神奇的土地，折射鄉土中國主要是近一百多年的内亂外患，悲壯狂恣與血雨腥風，其中有英勇的流血，壯烈的犧牲，也有苟且的存活，貪婪的掠奪，有正義的呐喊，血性的抗爭，也有宵小的背叛，屈辱的呻吟，有殘暴的虐殺，獸性的荼毒，也有如水的柔情，如歌的溫馨。近代中國的天道紛亂，現代中國的烽火連天，當代中國的天災人禍，在莫言的創作中得到了如此生動、翔實而充滿荒誕的諧謔性的表現。如果說托爾斯泰可以稱為俄國歷史的一面鏡子，則莫言的文學渾似中國近現當代歷史的一面哈哈鏡。
哈哈鏡由凹凸不平的鏡面造成，利用物距、像距之間各個點的差異性，形成焦距的變換，從而使得鏡中同一平面的成像呈現出奇異怪誕的效果。將這樣的成像原理用諸近代以來中國歷史、文明、社會及種種事件的取視，並加以文學的表現，可以成為解讀莫言文學的一種路徑或一個視角。莫言矚目於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政治風貌，不斷變換自己的視角，調整自己的聚焦，或推遠焦點以模糊處理棘手的事件和人物，或拉近焦點甚至採用顯微透視方式細膩地表現歷史動作和人物行為與特定時代的社會心理，或直接採用變形乃至穿越的技巧，將鐵一般真實而沉重的歷史在某種荒誕或怪異的意象中付諸文學表現，然而這樣的荒誕有着濃厚的現實演繹的成分，這樣的怪傳達出的是對現實的批判與重鑄的激情。因此，這其實就是莫言的小說，既被人們視為荒誕，同時又使得即便是很苛刻的批評家也無法否認其現實主義特質的原因。
這架結構複雜、成像豐富的哈哈鏡，面對歷史的宏大和開闊，特別是面對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要的歷史人物，所採取的往往是推遠焦點的措施，使得這些歷史的必然對象既成為其文學的必然對象，又可以避開正面表現，甚至可以進行模糊和淡化處理，而將大量的筆墨留給底層的凡俗人生。正因如此，《檀香刑》中面對戊戌變法等重大歷史事件，涉及袁世凱等重要歷史人物，都採取焦距推遠的策略，使得這部歷史傳奇成功地淡化了而且最終避免了宏觀敘事。在宏觀歷史與微觀人生之間，莫言更習慣於關注後者，他的寫作激情往往與社會最底層痛苦的呻吟或放恣的狂歡緊密聯繫在一起，對於上層社會和高端人生，他寧願採取隔空觀望的辦法，推遠焦距予以淡化。《豐乳肥臀》中作家有意寫到康生在膠東的土改，但往往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將更濃厚的寫作興趣交付給凡俗的人生。對於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視若無睹或完全迴避，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作品的歷史感和時代感，使得作品喪失時代的縱深感而浮掠在歷史的表層面。但過多地停滯於宏大敘事之間，較多地黏附於重要人物言行，會使得作品拘泥於歷史的真實，局限於事實的方寸，小說頓時會失去靈動的活力與自由的魅力。莫言的小說立意於歷史批判，縱橫於時代透視，在並不迴避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前提下，推遠觀察和表現的焦距，淡化乃至模糊宏大敘事的應有内容，從而體現出歷史批判的靈活度，體現出時代透視的自由度。
相比於推遠焦距以縮小宏觀歷史的痕跡，莫言更加擅長拉近焦距以擴大日常人生的成像。他善於將生活現象和人們的心理，甚至包括寫作者自己的心理狀態，以放大甚至誇張的筆法進行顯微式的摹寫與刻繪，有時甚至是令人心靈震顫、令人毛骨悚然的解剖與展露。驚悚的如《紅高粱》中活剝人皮的殘酷與慘烈，神異的如《豐乳肥臀》中，游擊司令肩上的一塊肉被日本人砍下之後，兀自在地上跳蕩，被司令撿起來按在原部位以圖恢復，但那塊肉卻又赫然跳下，直待傷者將其摔死，才得服貼，然後任憑包紮。這種誇張的筆法以一種無法忍受的變形處理，其悲烈、慘烈、暴烈，卻正是為倔強而剛陽的生命及其固有的價值哀哀哭號，呼天搶地，讓讀者震動、震撼、震驚，在這震動、震撼和震驚中體悟生命的意義，生命的疼痛，生命的尊嚴和價值。
或是推遠焦距，或是拉近焦距，其文學處理的效果往往是變形。莫言最擅長變形手法，也稔熟於變形構思。他廣泛汲取民間文學的營養，經常利用民間文學中的鬼靈精怪作為借助載體承載他所要呈現的現實故事，因而許多批評家由他聯想到他那個非常著名的同鄉——蒲松齡。其實莫言與蒲松齡，除了都對民間故事，特別是狐鬼故事感興趣之外，很少有共同之處。如果說在蒲松齡那裡，民間的狐鬼故事就是他的敘述對象和言說本體，則對於莫言來說，傳說中的鬼靈精怪的故事只是他構想或者組織現實人生故事的一種寄居的外殼，一種借助方法，甚至是一個敘事角度，他所要借此、憑此講出的故事都是現實的活劇，都是歷史批判和時代透視的沉痛結晶。《生死疲勞》於此顯現得最為清晰。“主人公”司馬鬧幾番“投胎”為驢、為牛、為豬、為狗、為猴，最終為病態娃娃，通過這六道輪迴的主體的“眼光”，審視中國農村土地改革以來的種種變革，審視和批判了在多重政治背景下山鄉巨變而人性依舊的慘痛現實。民間神話中的六道輪迴說只是成了作者結構故事的一種方式，成了作者獲得全面地、歷史地、現場感十分強烈地進行敘事的“全知視角”的一種藉口，成了他的一種敘事載體，作為說故事的人，作家非常自如地抽身離開了“司馬鬧”這個人物的行為限制，而通過不同階段不同形態的“輪迴”，不斷獲得不同時期面對不同人群的現場參與權和現場陳述權，從而非常自由地完成了數十年的歷史傳述。這部小說是典型的東方“變形記”，同卡夫卡的經典作品一樣，變形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尋找一個突破人物行為限制的“全然而知”的全知視角，為了由此視角掙得的寫作者敘事和掘現心理的自由。當一個變形的“人”成為一個類似於甲殼蟲式的具有不明所以的神秘來歷的動物，或者當一個“人”獲得了數番投胎轉世的經驗並且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他所具有的就不僅僅是處處在場的目擊和窺視的能力，由這樣的能力演化而來的“全然而知”的“全知”視角，它還可以深入到憑藉人力所無法抵達的人和“動物”的心理世界，進行類似於超聲波一般的心理透視和靈魂透視，這樣的視角就不是一般的“全知”視角，而是“超然而知”的“超知視角”。莫言的許多小說，都通過人物的變形，世態結構的變形，時間空間的變形轉換等等，成功地進行着這樣的“超知”敘事。
莫言是一個對歷史充滿好奇，對現實充滿責任感的作家，幾乎每一部作品都立意於對歷史的清算和對現實的反思，在清算和反思中悄然蛻脫了政治的判斷，甚至往往游離了世俗是非的判斷，而以人性的真切，生命的讚美和善的謳歌，惡的抨擊為社會學、倫理學和美學的基準。這樣的清算和反思，尤其是試圖蛻脫政治判斷其實也就是拒絕了政治借力之後，往往顯得十分艱難、沉重甚至危險，於是作家只好採用哈哈鏡的成像原理，以不斷變焦的靈活與狡智讓歷史的面貌變得時或清晰時或模糊，讓時代的塵影變得時或失真時或祛魅，讓嚴酷的現實在敘事中變形，讓如鐵一般真實的人生在變形中卸去一些沉重，抹去一些慘痛，沾上一點幽趣，染上一點詼諧，於是完成了哈哈鏡表現歷史與現實的程序，也抵達了哈哈鏡處理真實成像的效果。
三、莫言及其文學的意義
莫言三十多年的文學創作，成就了他自己的輝煌，成就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輝煌，也成就了漢語新文學的歷史性輝煌。他的業績不僅使當代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範疇内建立起崇高的聲譽和卓越的功勛，而且也使得世界範圍内的漢語文學界，特別是漢語新文學創作界，面對世界各語種文學如英語文學、法語文學、德語文學等等，建立了歷史的自信心，恢復了時代的自信力。如果說魯迅當年誠懇地推卻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正式提名，乃是基於對中國現代文學自信力的不足，則莫言的獲獎，一定意義上將這樣的自信力恢復到了時代的頂點。
在電子文明全面襲來的傳媒時代，漢語的重要性甚至漢語的傳播作用都被直觀地擱置一旁，而在幾輩作家或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或為此獎上下求索而屢遭敗北的情形下，漢語文學的前途似乎顯得頗為幽暗，甚至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寫作的正當性都愈益顯得有些模糊或曖昧，從審美意義或藝術追求方面，漢語文學一度似乎失去了本該應有的自信。莫言的巨大成功恰如一砲興奮劑，使得包括當代中國文學在内的漢語文學重新拾起對於傳統寫作的趣味與信心，使得包括當代中國文學在内的漢語文學在一定意義上重新獲得了社會的關注與承認。雖然文學界一般認為，僅憑莫言的成功並不能使得已經邊緣化的文學重新回到社會文化的中心，但在社會文化生活已經將文學邊緣化的傳媒時代，如果文學能夠像這樣時時被關注，時時成為輿論和大衆興趣的熱點，就足以說明它值得肯定的社會地位和文化意義。
莫言的獲獎帶來了各種嘈雜的議論，這種議論包括對莫言文學的不認同，例如莫言作品的“殘忍的刺激”，莫言語言的“病態”等等。不少批評的聲音由對莫言的關注、閱讀，轉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懷疑與責難。這對於莫言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像莫言這樣一位文學大家，應該具有歡迎批評家提出負面意見的胸懷和氣魄，他畢竟是年富力強的成功者，在文學之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任何負面的甚至是否定性的批評對他都能夠也應該起到兼聽則明之效。更重要的是，無論這樣的批評和指責是否符合事實，符合學術理性，是否出於個人好惡，它至少可以讓中國人和漢語世界在一定意義上消除了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某種遙遠感和疏離感，以及由此遙遠感和疏離感激發出來的神秘感。這是我們理性地、客觀地對待諾貝爾獎的心理基礎。也就是說，這些嘈雜從比較積極的方面說，可否意味着漢語文學世界的讀者和作者對於諾貝爾文學獎這個世界頂級獎項的認知回歸到理性和淡定，回歸到自然和清醒？從更積極的意義上說，這畢竟是世界文壇接受當代漢語文學的重要信號，是漢語文學發展水準臻於世界文學最前列的巨大標誌。曾幾何時，漢語文學經常遭到來自內外批評界的毀滅性否定，類似於當代中國文學的“危機說”、“垃圾說”連續不斷，此起彼伏，這些批評一方面可以振聾發聵，另一方面也多少影響當代漢語文學家的自信心乃至於影響整個漢語文化世界對於漢語自身的信心。莫言獲獎以一種並不高調的姿態打破了這些妄評、酷評、惡評的符咒，讓包括漢語文化圈在內的人們重新審視漢語文學及其可能前景，讓漢語文學界對於漢語文學自身恢復了本來應有的自信。諾貝爾文學獎歷史性地肯定了莫言，當然也在世界文壇的宏觀視野中成就了莫言，但更成就了漢語文學，成就了漢語文學的自信力及偉大前景。
諾貝爾獎得主講座：漢語文學的成就與前途
主講嘉賓：莫言教授
時 間：十二月七日下午三時
地 點：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大學會堂
網上報名：https://isw.um.edu.mo/evm/register/moyanforum
文：朱壽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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