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一門探索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與規律的學科。東晉時代葛洪在《抱朴子・內篇》提出「經世濟俗」，即經濟學家須有經國濟民的胸懷。澳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朱智豪特聘教授求學時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激發他研究金融危機，今日已躋身全球排名前10%的經濟學家之列。他胸懷濟世之志，認為「經濟學家應先天下之憂而憂，以研究為基石為社稷解困、謀福祉。」
一場風暴激發鑽研金融危機
就本源而言，經濟學是一門探索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與規律的學科。到了21世紀，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擴張，並把人們的主觀意識和行為納入研究範圍。經濟學分析已經廣泛應用於商業、金融、公共行政等範疇。朱教授認為，研究經濟問題時除了要有紮實的理論知識和懂得運用數學模型，還要熟知天下事、懂得思考人性與變量之間的關係。朱教授已於國際期刊發表近60篇具影響力的論文，並獲國際權威經濟書目數據庫IDEAS列為全球排名前10%的經濟學家，更在創新領域全球排名前70。
是甚麼驅使朱智豪教授走進經濟學的世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嚴重衝擊多國經濟。那年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就讀的朱智豪和家人亦遭波及，經濟壓力頓增，卻也激發了他鑽研金融危機。他後來拜讀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的名著《失靈的年代 ─ 克魯曼看蕭條經濟》。克魯曼在書中對亞洲金融風暴到來前的大膽預測引起他的興趣。不過，現代宏觀經濟模型假設蕭條由外生衝擊（如生產力、消費偏好、勞動供給等）引致，未能完整解釋金融危機的形成和預防，因此朱教授把目光轉向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莫（Paul Romer）的內生增長理論。
朱教授說:「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都令我有所啟發。我認為與其糾纏於難有結論的外生衝擊，倒不如探討內生增長理論。該理論指經濟能在不依賴外力的情況下持續增長，從而改善民生。內地開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是一大例證。」
自強不息的求學歲月
朱智豪16歲時獨自從香港到加拿大求學。1997年，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風暴導致他的家境有變，逐漸面對經濟壓力，但他不單沒有意志消沉，反而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學習時光。為了繼續升學，他在大學時兼任家教，賺取學費和生活費，並在大學四年級因教學能力備受教授青睞，成為助教，每週在大學的「商業經濟學」和「管理科學」輔導小組執教。本科畢業後，朱智豪獲獎學金先後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一直擔任助教，積累教學經驗。
朱教授說：「回顧留學美加的生涯，我很慶幸遇上人生的幾位伯樂，他們都是我的恩師，給了我很多難得可貴的機會，深刻影響我的教學模式。如今我追隨他們的步伐，將經驗化為教學實踐。」
學習宏觀經濟的鑰匙
從研究方法看，經濟學與數學和統計學方法的運用密不可分。古典經濟學著作《國富論》和《賦稅論》背後都牽涉數學分析。朱教授直言，宏觀經濟學的入門課程大多僅要求學生掌握傳統的凱因斯模型，即把重心放在商品市場的需求面來探討市場均衡產出的多寡。該模型強調有效需求對國民所得的影響，常以圖形表達，較少數學運算，相對簡單易用；然而，要深入研究現代宏觀經濟學時，該模型就顯得有所不足。
朱教授解釋：「當前主流宏觀經濟學注重微觀基礎，通常要考慮個人行為對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要素，運用複雜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我教學時會循序漸進，講解凱因斯模型等入門基礎理論後，就會講授靜態一般均衡模型，開始涉及較為複雜的數學分析，對本科生是有些難度。」他接著說：「再往深一層就是更為複雜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處理，要用上許多學生較少接觸的數學工具，相對深奧。不過，這是修讀碩士和博士課程必須掌握的學術能力，因此我們鼓勵學生在本科學習時就打好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礎。」
為使學生理解宏觀經濟學涉及的數學概念，朱教授著有《Advanced Macro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 for Undergraduates》（高級宏觀經濟學：本科生入門），並與海內外學者合作編著了《高級宏觀經濟學入門》和《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中級宏觀經濟學）。這些著作分別獲World Scientific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及Cengage Learning出版社出版。這些書籍能加強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內容的理解，並協助他們提升經濟學直覺、理解經濟學背後的數學公式和增強邏輯思維。
懷經世濟民之志
學術研究就是不斷開闊視野、站在前沿。朱教授很欣賞澳大榮譽博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莫里斯（Sir James Mirrlees）教授苦心孤詣的精神。他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課程時曾接觸到莫里斯教授有關優化稅收的開創性理論，「莫里斯教授早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如何為『異質性人群』設計一個最優的稅務系統，但宏觀經濟要到上世紀90年代才真正做到『異質性』，可見他的數學功力和學術視野遠超同儕。」
朱教授認為，經濟學家應先天下之憂而憂，以研究為社稷解困。他引述東晉時代葛洪在《抱朴子・內篇》中提出「經世濟俗」的概念，指出經濟學家需有經國濟民的胸懷：「經濟好壞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活，經濟學家可透過實事求是的研究，及時發現並解決經濟發展時的問題，協助政府制訂更好的經濟政策，提高經濟增長，從而改善大眾的生活質素和社會福利。」
研究創新驅動的經濟
在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物聯網和人工智能崛起的今天，創新已是引領發展的首要動力。如何運用市場化機制激勵企業創新，全面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是朱教授近年主要的研究方向。他曾在英美加求學和教學近20年，2016年透過上海「千人計劃」到復旦大學任教。此後他致力研究內地的經濟增長，為內地實現創新型經濟增長提供理論支撐。2021年應聘到澳大後，他繼續研究創新驅動，尤其是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政策，��為澳門發展高新科技帶來啟示。朱教授強調，隨著知識型經濟到來，亞當・史密斯提出的市場「無形之手」理論已經不合時宜。
朱教授解釋：「實證研究顯示，來自企業創新的私人回報率較社會回報率低幾倍，市場均衡的研發投資遠低於社會最優水平，原因是創新驅動的發展易受外部性的影響而導致市場失靈。因此，政府需要以政策支持形式干預和克服市場失衡。政府的政策支持也可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促進科技創新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朱教授表示，國家早在「十一五」規劃時已提及研發創新的重要角色，而創新政策要與廣泛的產業政策聯繫起來。他又指出，企業家有動力創新，是因為想透過壟斷競爭成為創新大亨，這亦是保羅羅莫的經濟研究的核心概念。「國家目前致力建設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地，將為創新企業帶來更完善的法律保障。」
來源：《澳大新語》第25期
